李建中组织一切能够利用的人力物力，顽强的抵抗着缅军的攻势，作为一个医生的儿子、举人出身的六品通判，统帅不到两千临时征召起来的军队，即使再加上思忘忧带来的五百孟养兵，要抵抗拥有战象和西班牙火枪手助战的七八万缅军，怎么看都像是个不可能的任务，或者说，天方夜谭。
偏偏李建中把仗打得有声有色，竟把兵锋正锐的缅兵牢牢的拖住了。
明军最有力的盟友，无疑是施甸和永昌府之间那险峻崎岖的地形，西面的潞江（即怒江）和东面的澜沧江都可以顺着河谷走，偏偏这段路位于两江之间，除了山还是山，缅军虽然兵凶势大，却难以展开，地形限制了他们的数量优势。
另外，李建中并不是什么声名卓著的名帅勇将，他在战场上那几手，离戚继光、俞大猷的差距简直有十万八千里；但他是位优秀的地方官，又是个第一流的名医，前一重身份使地方豪强、士民百姓都愿意为他出力，后一重身份让伤员得到了良好的救治，得以保持长期作战而士气不衰。
附近不少村寨的头人，自己或者家属曾经在生病时，得到过李建中的悉心诊治，现在轮到他们报恩了，有的派子弟前来协守，有的供应粮草兵器，源源不断的支援这支并不强大的明军。
永昌府的官员也全力动员起来，知府高明谦本来一直消极避战，但他现在清楚的知道，自己已经和李建中绑在了一块，如果李建中挡不住，莽应里兵下保山城，他这个守土有责的知府，也就只能追随施甸知县的脚步，用三尺白绫自我了断。
种种因素的叠加，使李建中这个初上战场的文官取得了不错的成果，他在水眼关坚守了三天，直到加尔德诺指挥西班牙火枪手，不顾伤亡的进入密林，付出巨大代价之后逼近关卡，他才率军从容撤走，然后沿着通往保山城的道路，继续节节抵抗。
但李建中非常清楚，永昌府能够动员的力量已经到了极限，他这个小小的通判再也没法为国家做到更多了，所以他每天都会从前线发出告急文书，向武定参将邓子龙，向大理和腾越的驻军，向昆明的巡抚饶仁侃、巡按苏酂、黔国公沐昌祚火急求援！
知府高明谦尽管身处相对安全的保山城，却远比李建中更害怕，他不但附署了所有的告急文书，还通过同乡同年同门同榜的关系，向昆明方面泣血哀告，谓：“无兵无粮，内外交困，仆尤与缅贼作决死战，粉身碎骨而不顾，唯保山军民何辜，永昌百姓何辜，缅贼一至，玉石俱焚，宁不扼腕痛惜？乞速发天兵，若援兵不至，则仆与城同殉矣！”
好一番张巡守睢阳的悲壮义烈，只可惜李建中亲冒矢石在前指挥的时候，高大人还缩在府城里头……
永昌府经由大理、楚雄通往昆明的官道上，每天都有好几拨六百里加急信使打马狂奔而过。
凡是去往昆明方向的，每人眼睛都是熬得血红，甩着鞭花儿不要命的鞭打马儿，恨不得插上翅膀直接飞进昆明城，把前方的告急文书直接塞到诸位封疆大吏的手掌心。
凡是从昆明回来的，那就大有不同了，人人垂头丧气，或者吁天长叹，或者愤懑难平，骑着马儿磨磨蹭蹭的往回走，眼睛里时不时的闪过迷惘——就这么回去，真不知道该怎么面对前线浴血奋战的同袍。
作孽呀！再往昆明去的信使，见到前面垂头丧气回来的同袍，登时如六月天一盆冰水兜头浇下来，浑身冷得彻骨，甚至有人当即拨转马匹，与其在昆明去受那口腌脏气，不如回永昌前线，还能替弟兄们搭把手。
这不，大理城外，两名刚从前线下来的信使，和从昆明回来的弟兄说了几句，登时含血喷天，拨转马头就要回永昌，前面那拨信使又劝他们再走一趟昆明，也许饶大老爷和苏巡按这次就回心转意了呢？
两拨人吵吵嚷嚷犹豫不决，正没道理处，却见听得远处人喊马嘶，不知多少兵马过来。
朝廷大军来了？信使们惊疑之色，顿时变作了欢欣鼓舞。
苍山下，洱海边，一支明军正在前进，火红的鸳鸯战袄，高擎的日月战旗，长刀胜雪、长枪如林，又有战马拉着虎蹲炮、将军铳、一窝蜂、百虎齐奔等等各色火器，端的是支久历战阵的精兵。
当先那员大将跨着黄骠马，鞍袋斜挂一支点钢枪，面如重枣，花白的须发随风飘扬，烂银盔上一团红缨犹如火焰般跃动，身后一面大旗迎风招展，高书一个邓字。
都指挥佥事、武定参将邓子龙！
信使们大喜过望，有这位抗倭御寇屡建奇功的老将军率兵出征，前线可保无忧。
他们一起鞭打马匹迎上去，老远就下了马，持着六百里加急的金字牌直迎到邓子龙马前：“标下参见邓老将军！老将军可是去永昌的？咱们李通判苦战水眼关，老将军来得正是时候！”
邓子龙白眉一扬，并没有急着答话，而是面露困惑之色，拈着颔下白须久久不言。
信使们急了，有一个就膝行趋前，扯住邓子龙的马镫苦苦哀求：“小的万死，求老将军速行，保山告急，永昌危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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