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知县，其实大多数实际上都过得非常苦逼。
最为着名的事件就是：清乾隆年间，广西发生了一起公务迎送中官逼死官的惨案。
在乾隆三十四年（1769）的科考季，广西学政梅立本到郁林州主持考试，同年登科入仕的陆川县知县杨梿负责接待梅立本一行，承担了他们的饮食起居和各项供应。梅立本“用夫至数百名之多”，面对杨梿的尽心接待依然不满，屡屡刁难，“逼勒供应”，甚至逼迫杨梿下跪，叫嚣要参他一本。在梅立本的肆意凌辱和威胁下，杨梿忿恨自刎。
乾隆帝得知此事后，认为学政一职本就“优给养廉”，梅立本却不知洁己奉公，还以考试供应为理由，“恣意勒索、凌辱逼命”。后来梅立本被革职，并被查抄了家产。
杨梿案是古代官场迎来送往中的极端案例，但如果说迎来送往有可能决定官员的命运或前途却一点也不夸张，同时，也严重影响着官场的风气。
起因：官员频繁流动
作为古代官场应酬中的重要形式，迎来送往是公务活动的组成部分，也是一门复杂的学问。
对官员迎来送往的记载，最早见于西汉。这一时期选官制度逐渐完善发展，地方官员无论是到任还是离任，或是中央官员到地方执行公务、将军出征途经，地方上都要进行迎送。
汉武帝时，为打击地方豪强，出现不少酷吏，南阳人宁成便是其一。御史大夫公孙弘曾认为宁成治理百姓犹如凶狼牧羊，即便后来宁成被罢官居家，其“威重于郡守”。但在另一酷吏义纵被任命为南阳太守后，宁成依然小心翼翼地到城外“侧行送迎”，可见此时对地方官员的迎送已成为一种普遍现象。霍去病出征匈奴时，途经河东，河东太守也到郊外迎接，亲自背着弓箭，引路至平阳传舍，为霍去病一行人安排好食宿，还引荐了霍去病的生父霍仲孺，父子相认。
迎送把握好度，实际上在古代官场是有利于公务开展的，有的朝代有“送故主簿”的职位，专门负责应酬过往官员。但这样的制度往往会走偏，成为部分官员钻空子的漏洞。东汉阳嘉元年（132）尚书令左雄上书汉顺帝，表示地方小官俸禄微薄，车马衣服等供应都来自于百姓，廉洁自谦的官员只拿取恰当的部分，贪官污吏则想尽办法以公济私，此外，官员往往任期未到就频繁进行调动，送迎开支甚巨，对政事和百姓都造成了巨大负担。汉末魏初名士刘虞曾上表论治国之道，其中也提到小官流动频繁，“往来不已，送迎之烦，不可胜计”，足见此时迎来送往的弊端已引起了官场有识之士的注意。
画像：一副贱皮骨，一副笑嘴脸
与对象是到任和离任官员的迎送相比，地方官员显然更重视对朝廷要员过境时的应酬招待。这是因为，地方官员要想晋升，除了按部就班甚至需要依凭一些运气的考课考核外，上级官员的举荐提携更加重要。如果遇到朝廷要员来到自己辖区，自然是要竭力讨其欢心，甚至花费大量人力物力修路造桥，以期达到自己的政治目的。同样，就算没有抱着加官进爵的想法，招待稍有怠慢，可能连眼前的既得利益都守不住。
王景历仕五代和北宋六朝，是一名功勋卓着的将领，先后获封太原郡王、凤翔节度使。这样一个位高权重的官员，“每朝廷使至，虽卑位必降阶送迎，周旋尽礼”，应酬来到他地盘的朝廷官员时，也是谦逊礼让，小心翼翼。《宋史》认为这样的王景“性谦退，折节下士”，换一个角度说，他又何尝不是深谙迎来送往的学问，通过示弱让自己在宋初平稳地安享晚年。
万历二十三年（1595），科场、官场数次失意的袁宏道，终于被选为吴县县令，但期盼已久的公职并没有像他想象的那样好。在给友人沈广乘的信中，袁宏道抱怨“人生作吏甚苦，而作令为尤苦，若作吴令则其苦万万倍”。袁宏道发现，做官面对的是如云的上官、如雨的过客，“苦哉，苦哉”。但同时，他却也明白了迎送这门学问的诀窍——面对上官只需要一副贱皮骨，面对过客只需要一副笑嘴脸，只要掌握了，便只苦而不难。
袁宏道是接受不了这样的生活，很快就托故辞官。但古代官场中，更多的官员钻营迎来送往的应酬技巧，企图通过这种“偏道”向上攀爬。
晚清官员张集馨在《道咸宦海见闻录》对迎来送往的应酬有详细的记录。清朝的迎送一般由粮道承办，西安地理位置重要，“西藏、新疆以及陇、蜀皆道所必经”，张集馨任陕西粮道时见惯了迎送的场面，一般流程是过客到境、地方官员迎接、张灯结彩、传戏备席。
戏要准备两班，席也分上、中两个档次，分别是5桌和14桌。上席每桌必备燕窝烧烤，中席则安排鱼翅海参。西安地处内陆，许多山珍海味并不易得，但粮道必须想方设法准备，否则会被认为“悭吝”。待过客离开时，地方官员又一齐到城西相送，并根据对方官阶高低赠送盘缠。
有时久久没有官员过往，地方官员还得主动邀请，以便联络感情。张集馨的友人曾写信询问他的情况，他只回复道：“终日送往迎来、听戏宴会，有识者耻之。”在频繁的迎送应酬中，官员根本无心问政治民，反而会绞尽脑汁地填补巨额花费，形成贪腐之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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