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的法典虽然已经很完善，但执法并不科学，具有很大的随意性和主观性。柳知府仅凭马氏没有情夫，而安其昌又花钱买奸就认定他是凶手，既无证据也不合逻辑，简直是“葫芦僧判断糊涂案”。此案让我们吃惊的是，当时的凶杀大案在没有抓到凶手前，居然可以通过撤诉私了，要不是曾御史不允，此案就不了了之了。
再看曾御史，他显然是个认真负责的官员，拒绝了将此人命案私了，而且足智多谋，做出了正确判断，巧设陷阱抓到了真凶，还破了本来无人知晓的陈年旧案，令凶犯伏法，声张了正义，还了被害者一个公道，可谓善莫大焉。然而他办案的过程看似并不合理严谨，仅凭谁说安其昌是冤枉的就认定他知道内情，抓来严刑拷打，逼他说出真相，这在如今看来是很荒唐的。因为每个人对这件事都会有自己的判断，有人认为安其昌是冤枉的并不奇怪，曾御史这个判断在逻辑上既不充分也不必要，如果抓错，完全可能制造冤案。可是曾御史准确抓住了真凶，而且结论并不武断，因为他断案除了依靠证据和逻辑外，还有他对人性的深刻洞悉，而只有对人情世故有着透彻体察和感悟、拥有丰富社会阅历的人，才能形成这种城府和洞察力，这种素养，对缺少科学技侦手段的古代办案者来说尤其重要，柳知府就是缺了这种关键素养，才无法破解此案。
相比之下，当代社会比明朝文明得多，也安全得多，至少不会连人带货在城市里失踪而无人知晓，已经立案的杀人案件也不可能被私了，当然也不会因为对一个案件的处理发表私下评论就被抓去严刑拷打。那些无限向往大明的文明繁华，希望穿越过去的人们其实更应该庆幸我们生活在如今这个重视人性关怀的科技昌明时代。
……
按理说案子已经告破，监察御史应该也会打道回府，但这位御史仿佛就像是和他彭叔大铆上了一般，一个劲的揪着他的痛脚不放，还翻出了一些陈年旧案。准备大肆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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