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外，政府还修改了另一项关于诈骗罪的刑事法令。
这事情的起因还要说道罗伯特那次被骗，那一次罗伯特找到了杨司令，杨小林用一种很简单很粗暴的方式把涉案的那个中国人和日本人都杀了，这事情当真引起了不小的轰动。
当时杨小林真的没去多想，他认为自己当时做的完全符合那个时候的中国法律。可是后来很多人都提出异议，争论到最后慢慢的形成了一种社会观念，就是单单以涉案金额来论定这一项罪名有失公允。
新的法令将诈骗罪做的细分，涉案金额不再是唯一的论罪凭证，动机和手段成了最重要的判刑依据。诈骗总要对方上当，你用什么来引诱对方上当的，这很重要。
假如是利用对方发财迫切的心理，比如罗伯特的那个事情，现在刑法中明确规定，退还了全部涉案款项之后，最高刑期一般不超过十年，哪怕你把对方骗的倾家荡产。
但是假如你是利用对方的善心来进行诈骗，那么对不起，不管多少钱，就算你只是骗了十个大洋，起刑点就是十年。要是在诈骗的过程中你还对受害人造成严重伤害的话，可判死刑。
中国现在社会上各种思潮冲击，社会公德很难有一个明确的界限。但就像蒋志清说的那样，政府可以不去理会那些思潮的方向，却必须有一个明确的底线告诉所有人，不论你什么思想，有些事情不能做。
中国政府的年度报告和英国的截然不同，相比于英国大篇幅的向社会承诺明年政府要干什么，中国方面着重于汇报去年的情况。除了通过几个法案解决社会上的焦点矛盾之外，在新的一年政府要做什么，他们没有做出承诺。
对于一些民众关心的问题，报告中也就是发表了授权声明告诉民众政府正在解决而已。
授权外交部长杨度全权负责朝鲜问题的解决，授与总统黎元洪在东南亚的问题上充分的权利。同时，授予中国义勇军陆海空三军司令杨小林解决台湾问题的权利。
可怎么解决，多长时间必须解决却是一字未提。而且中国政府的授权和英国人的方式也不一样，没有开什么讨论大会，也没有投票表决。
这年度报告具有浓厚的中国特色，虽然没有像英国人那样喊的让所有人都明白，可是从中还是能看出中国方面在一些重大的国际问题上的态度的。
比如在俄国的问题上，现在全世界都在警惕那股红色的风暴，中国也未能幸免。这份报告中虽然只字未提，但是中国做出的好几个决定都是出于保护工人阶级的利益。
这很明显是中国政府正在试图通过一种和平的手段来淡化那股风暴对中国的冲击，他们在红流席卷而来的时候没有像英法那样用军警强行镇压，而是选择了默默的承受冲击，同时寻找融合的方式。
这种方式也是只有中国能用的，中国人是为了自己的家人在拼命的工作，所以尽管他们接受了托洛茨基的那一套，却在对政府还算满意的情况下，不愿意用罢工或者其他的过激手段。
西方不行，西方那种以个人主义为主体的氛围中，资本家和工人根本找不到融合点。他们是不管是工作还是生活，都为了体现他们自己的价值，他们热衷于通过自己的努力让社会走向他们希望的模样。
现在不管是英国还是法国，或者说是德国，都被这股红流闹的焦头烂额。经济危机在中国的帮助下正在慢慢的缓解，但是这种政治立场的对立却让他们真的无法应对，眼看着国内的矛盾越来越激化，同盟国和协约国都意识到，这股风暴不制止的话，后患无穷。
而制止这股风暴的办法只有一个，战争。
可以在国内强行镇压，打一场内战，把那些不听话的家伙干掉。这样做注定自己要受到严重的内伤，资本家也不想让自己没有工人可用。那就只有另一种战争模式了，和别的国家打，和别的国家打一场足以让自己的人民忘记阶级对立的战争。
绅士们对战争的渴望在新的一年变的更加强烈了，整个欧洲都弥漫着一股火药的味道。那些幕后的操纵者们一个个瞪着他们血红的眼睛盯着自己的对手，只待一个合适的机会，他们就会让无数的士兵朝着对方冲过去。
杨司令知道一场盛宴马上就要开始了，这场盛宴很大，很隆重，所以自己必须准备充足一点才可以。
对于中国方面来说，不管英法对我们采取什么态度，我们按照自己的套路把这个游戏继续玩下去。其实政府的报告也仅仅就是报道一些老百姓知道的事情，有些事情是不会在报告中写出来的，但是这种事情往往最迫切，最需要马上解决。
山西大同。
中国在这里建立了坦克基地之后，大同的经济被马上拉动了起来，不说战争的需要，就是在民用项目上面，大同的中国汽车制造总厂在整个世界的汽车行业规模也是数一数二的。
随着生产规模的扩大，工人的工资也上涨的十分厉害，这使得一些企业更喜欢把部件的加工交给监狱去做。
大同监狱里面关押的都是一些重刑犯，刑期最少在七年以上。他们在这里进行着所谓的劳动改造，每天都进行长达十几个小时的体力劳动。相比于外面的工人的工资，这里面的犯人的劳动力几乎廉价到了底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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